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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年关,你焦虑了吗?  

2010-04-02 13:32:26|  分类: 二期推荐杂志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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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隆重的传统节日里,公众普遍感觉需要面对一系列大大小小的“考验”。 大到路费压岁钱,小到礼物和年货,几乎所有人都有一份不小的开销计划。除了必须的金钱花费外,春节时的人情往来也会让人感到紧张。七天长假中总有四五天会在应酬饭局中度过,回家过年的,所有亲戚都要拜望一遍,谁敬的酒都得喝干,这才显得懂规矩,礼数周全。不回家过年的,要给父母亲戚准备节日礼物,既要一碗水端平,又要显得有面子,还不能比其他儿女的孝心逊色。

 然而,春节回家已非所有人的唯一选择。每个人对回家过年都有着迥异的感受,有的热切期盼,有的却充满恐惧,有的衣锦还乡,有的却不得不在异乡独自度过年关。无论是喜是悲,不可否认的是,都市中又新诞生了一个年关焦虑症族群。都市年关焦虑症族群的形成,让中国人的传统民俗多了些别样的意味。 

 重重焦虑来袭  过年不再轻松

 “海南游的机票三千,加上给家里人买礼品,怎么也得五千。”在北京某事业单位工作的张宁,春节准备先旅游再回武汉老家过年。虽然刚工作,也没多少积蓄,但张宁还是觉得这些钱花得心甘情愿。

 而在沈阳某报社工作的王欣,今年要和爱人一起回老家过年,算上给老人买新衣服、办年货的花销,加上回家的路费以及走亲访友的红包,她准备出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,“过年了嘛,都是应该花的”。

 根据调查,超过半数的职场白领在春节假期最重要的计划是“与家人团聚,尤其是与父母团圆”。有专家认为,白领的春节预算为年薪的1/12至1/6的水平其实是非常高的,难怪有接近18.45%的白领最担心“过春节要花很多钱”。白领们表示,春节的消费让他们对薪资产生了更高的期待,高收入成了他们工作的最终动力,而年关的高消费、低福利、加班,让他们的期待落了空,年关焦虑由此而生。面对年关的大笔经济开支和不尽如人意的年终福利,很多白领感到压力巨大。对他们来说,年终福利是对一年工作的肯定与鼓励,是企业对员工辛劳的慰问,低福利会影响到白领们过春节的情绪和来年的工作热情。

 中华英才网人才研究中心的调查结果显示,在春节来临之际,近四分之一的被调查者最担心“事业发展得不好,无言对父老”,职业焦虑的情绪成为他们春节前的主要困扰,而春节带来的经济压力受到关注的比例为18.45%。

 相关专家指出,企业HR管理部门在一些管理细节上的处理有利于提高员工满意度和忠诚度,如报销一定比例的探亲车票、机票费,年底派小额花红等,投入不多往往效果很好。

 在北京某外企工作的刘女士的感受证实了这一点,“辛苦了一年,单位并没有忘记我们的努力,我感到挺欣慰的。”她觉得企业的待遇不错,除了让人满意的奖金,还有8样实物,她说自己“明年一定会干劲儿十足”。

 “加班真烦,大家都放假了,谁愿意加班啊,还不是工作需要,没办法。”方玲在北京某网站上班,提到加班,她很无奈,当被问及“如果可以选择,高额的加班费是否会让您愿意接受加班”时,她表示,即使加班费再高,也不愿意加班。同样,在一家私企工作的小刘也连连摇头,“还是想和家人在一起过年,就盼着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顿饺子。”

 专家表示,节假日加班费以4倍工资兑现是劳动法的规定,现实情况一方面是就业压力大,员工尤其是职场新人不敢对加班费较真儿;另一方面,企业“兑现”难是个老话题。但随着员工自我保护意识的增强,相关纠纷越来越多见于舆论,甚至诉诸法律的也不在少数,应该说这类情况对于企业的雇主品牌形象是比较负面的。

 80后小夫妻过年去谁家? 

 在中国人传统观念里,春节的核心就是团圆。而目前很多身在异乡的夫妻都要面临一个问题:春节到底回谁家过?大年三十是陪在自己爸妈身边,还是和对方父母一起“守夜”,这一直是让许多独生子女小两口头疼不已的问题。

 网友“BABY睡睡”说:“我家只有我一个女儿,他家也只有他一个儿子,我们就是一家一年的,不然我的爸爸妈妈就太可怜了。”一家一年目前也是许多家庭采取的办法。而29岁的孙圣涛说,他和老婆采取的是交叉进行的办法,所谓的交叉进行就是年三十当天下午去丈母娘家,然后晚上吃团圆饭时回妈家。”孙圣涛说,这种交叉的办法很奏效,两家老人都会很开心。但这种办法比较适用于老人都在同一城市的情况,否则非常折腾人。

 在读者和网友的高招中,最有创意的要算“主客场制”。网友“白云黑土”说,如果两家能合在一起,“今年‘主场’安排在婆家,明年‘主场’安排在娘家。”这样就能过个皆大欢喜的年。解决这个问题,社会学专家提出了更为和谐的声音:双方要宽容迁就。社会学家认为,春节去谁家过年,是对传统价值观念的挑战。以往的传统观念都是去夫家过年,但现在的80后年轻人一般都是独生子女,去谁家过年自然成了难题。不过,此难题并非难以解决。对于去谁家过年的事,小夫妻应该心平气和地沟通商量,然后用宽容和迁就的心态来解决问题。比如今年过年到丈母娘家,那么五一和十一等假日就可以弥补给婆家。专家建议小夫妻除了彼此沟通,更应该做好老人的工作,让双方父母理解,在时间和人员上进行合理的调剂。

 像很多80后的夫妻一样,小杨和小李的父母还没有退休,“春运把老人折腾到广州也不好”。于是,婚后的第一个春节,小杨和小李坐火车赶在除夕夜到湖南的公公婆婆家过年,初三坐飞机到沈阳的小李家,“赶上那几天降温,我一下飞机就感冒了”,小杨抱怨东北天冷的同时,小李却不买账,“下个除夕夜必须在我们家过”。

 新年又临近了,小杨和小李不想再折腾了,“7天假期差不多跑了大半个中国”。况且广州湖南沈阳广州一路下来,“两个人的年终奖全花在路上了”,小杨说,今年他和小李决定各自回家过年,“这是最折中的办法”。

 不少“80后”小夫妻表示,如果经济条件和住房条件允许,他们也希望能把各自的父母接到一起,凑成“一大家子”一起过年。而随着“80后”小夫妻陆续开始生育,“一大家子”一起过年的愿望正渐渐成为现实。

 今年刚刚迎来小宝宝的钱刚夫妇,将度过两人结婚以来最热闹的春节。最近两天,钱刚和妻子的父母都在往南京赶,这个春节,两家的父母将齐聚一堂,与刚出生的小宝宝一起过年。钱刚说,结婚前两年,每到过年,他和妻子都为过年去谁家发生争执。在父母的观念里,媳妇就该跟着丈夫回男方家过年,可妻子却不买账,坚持要两家轮流去。今年,他们的小女儿出生了,两家的父母不约而同提出要来南京过年,虽然父母也曾私下跟他说,担心与亲家一起过年会比较拘谨,但他和妻子今年终于不用再为过年去谁家而烦心了。

 专家建议,小夫妻们要注重感情投资,寻求平衡点。独生子女特有的“以自我为中心”的特点,导致他们在婚姻中格外注重自身感受,遭遇过年难题后,他们首先想到往往是自己和自己父母的感受,双方都不肯作让步,由此引发的矛盾比较容易激化。把两家父母接到一起过年、每年轮流到两家过年或夫妻俩分开各自回家等方式,虽然各有利弊,但可以看出遇到难题的独生子女夫妻们正在做着努力,力求在矛盾中找到平衡点。这种情况下,独生子女夫妻们更要注重平时对父母的感情投资。与父母分隔两地的,平时多利用电话、网络等方式问候父母,经常给老人寄些礼品,闲暇时抽空回家看看。有条件的也可接老人来工作地暂住,以此来淡化独生子女父母在春节期间对团聚的渴望。让父母、子女各方都寻求到心理平衡点,回家过年的难题也就迎刃而解了。

 老年人忙年夜饭焦虑

 对所有家庭来说,年夜的团圆饭很重要。人们现在对吃这餐饭的选择也非常讲究,有的怕麻烦,全家出动下馆子,有的为减少麻烦,从超市和饭店买回半成品回去再加工。而对上班族来说,年三十得要上班,没有时间上街采购,因此,准备年夜饭的重任多数落在了老人的身上。为了这餐全家的团圆饭有滋有味,就让不少老年人忙活得直喊累。

 赵女士今年68岁,有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,平时子女都忙着上班,根本没空忙活年夜饭。赵女士为了这餐饭,提前一个星期就要做计划,把要买的东西一一写在本子上,然后每天拿着本子到农贸市场里采购。

 年过花甲的孙阿姨年前十几天就和她老伴忙碌起来了,因为提前放假,儿子、儿媳、孙子,加上女儿女婿和外孙,来家开吃的日子开始了。“每天早上要早起做早饭,儿女们起床吃过早饭后不是搓麻将就是打扑克。孙阿姨叹气地说,一到过年我们老年人就像是子女们的保姆,比上班还累呢。春节期间的农贸市场上,我们能看到买菜的大多数都是老年人,人人双手提满大大小小、颜色各异的塑料袋,更有甚者还带着小推车流动“作战”。

 一票难求的焦虑有望以实名制方式解决

 每年春运,火车票售票窗口前都会通宵达旦排起长龙,返乡的路是何其遥远;普通百姓除了无奈慨叹一票难求外,只能把排队买票作为解决回家车票的唯一途径。而神通广大的黄牛党却是囤积着大把的车票,待价而沽。据称,黄牛党只要在春运“干上一票”,这一年便可逍遥地过着神仙般的日子。

 而火车票实名制问题的提出,其核心指向是“买票难”这一稀缺资源分配困境。春运“一票难求”需要从两方面来看:一方面,火车售票窗口虽然越来越多,但许多窗口只是“象征性出票”。为求一票,普通公众即便通宵达旦排队,也往往只是做无用功;另一方面,窗口无票可售,但市面上由票贩控制的车票却供应充足。很明显,有相当一部分火车票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被“分流”了,并没有在窗口发售。稀缺资源不能直接提供给最需要的对象,却成为一部分人谋取暴利的手段。

 然而,在是否实行火车票实名制上,可谓是几家欢乐几家愁,我们听到赞许声的同时,也听到了反对者的呼声,大量网民对推行火车票实名制持反对态度,原因是:第一,现行的公共政策制定问题。公众通过切身感受提出了一个公共问题,并且提供了相应的解决方案。这个问题是否真实、方案是否可行,当然可以进一步讨论求证,例如通过信息公开、汇集各种意见、召开听证会、组织各方专家论证等方式,探讨问题,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案。在这个政策制定过程中,核心的要求应当是,信息充分释放和分享、交流得以在真诚和互动的程序中进行、方案选择考虑了不同利益的诉求。只有建立在有效互动基础上的公共政策制定,才可能更加理性,同时也更能获得公众的理解和认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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